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元特性：民族性、现代性和文明性
发布日期：2024年09月26日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元特性：民族性、现代性和文明性
王彬彬、刘国元
摘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是实现民族精神独立的核心议题，作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最新文明表达，这一文明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在规定性？这要从元特性角度着手。从民族性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了中华文明原有的优势，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主体性，现代文明具有中华文明一样的五大突出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现代文明深厚的文化根脉，未来，要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就需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要义。从现代性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表现为经济结构的工业化和生产要素市场化、政治结构的民主化、文化结构的普遍交往化、社会结构的制度化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文明性来说，这一文明的建构过程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超越，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反思与重塑，充分吸收了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突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性，真正意义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民族性；现代性；文明性
一、问题的提出
2022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殷墟遗址时，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的重大概念，2023 年6 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1，为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自这一命题提出以来，理论界迅速掀起了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解读和阐释热潮。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力求揭示其深刻内涵和独特价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虽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但对其学术特性仍存在诸多争议和分歧。这主要源于对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尚未达成共识，同时也反映了学术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目前，学界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主要聚焦其价值意蕴和实现路径。学者们普遍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推动文化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如何具体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如何评价其成果和效果，仍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学界的既有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启示，但在全面揭示其内在特质和本质属性方面，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要精准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属性和深刻内涵，则需要基于原命题本身对其学术特性开展研究。特性是指本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有属性，它能够揭示本事物的内在特质；元特性则是指基于元概念本身所显现的独有特性。如果说民族、现代与文明三个概念是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元概念的三个基本单元，那么其元特性则表现为民族性、现代性与文明性。首先，要理解这一现代文明发轫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语境中，是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与新的文化使命息息相关，民族性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首要特性；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现代性是其鲜明特性；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反思与重塑，实现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与超越，目标在于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性成为其本质特性。本文致力于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元特性展开深入探讨，旨在揭示其民族性、现代性和文明性的多维特质。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
在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民族性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构建的主体即为中华民族。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继承了中华古代文明所蕴含的深厚底蕴与独特优势，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其发展的根基与源泉。为了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民族性的重要性，自觉激发民族智慧，创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文明成果，持续传承和发扬民族特性。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创造出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凸显民族智慧：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迄今为止，民族经历了从氏族到部落的演变过程，民族性在这一历史脉络中逐渐确证，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精神标识。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内在特质要素，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以深植其中并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根脉。
在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若抛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那么新的文化生命体将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命力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这充分说明了在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必须深深扎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才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文脉与国运息息相关，正是文脉的生生不息催生了新型文明的诞生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精神命脉”和“文化基因”，凸显了这一根脉所蕴含的独特民族内在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根植于这一深厚的文化中，通过留住中华文脉、守住民族之魂、传承民族精神，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特色的文明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文明体的永续发展，它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智慧和精神资源，如天下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等，至今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质。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诸如“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理想，“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等，这些都为现代文明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民族智慧和文化底蕴，影响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
因此，坚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不断从中汲取民族智慧和精神力量，是保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民族品格和特征的关键所在。
（二）强调民族自觉：巩固文化主体性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理解和诠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一观点揭示了文化建设中民族自觉的重要性。文化主体性不仅决定了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源头、特色及转型方向，更是其独特性质的内在支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主体性主要指的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文化主体性，则基于人的实践活动，表现为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文化主体性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出发点和核心要素，它强调了对民族性的自觉认识，包括对外来文化的审慎甄别、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定自信，以及对新文化生命体的创造性构建。文化主体性的本质，归根到底，就是民族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了民族性，那么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这种文化主体性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和实践空间，还具体表现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三个层次。
首先，文化自觉意味着我们要有意识地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种自觉性的标志是达到对自身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同时，文化自觉还能够洞察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其次，文化自信体现了我们对先进社会主义文明观的坚定信念。新时代，我们在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文化自信的培养和提升。最后，文化自强是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强大动力。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需要坚持文化自强这一价值导向，充分发挥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先导作用。
中华民族的复兴本质体现为中华文明的复兴。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强，这一过程实质上揭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强化，特别是民族性这一特性的凸显，尤为关键。它不仅是我们肩负新的文化使命的自觉体现，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三）延续民族特性：呈现着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将世界文明划分为21个文明分支，其中中华文明独占两席——古代中国及其衍生形态，这深刻展现了文明的民族延续性特质。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根基，且呈现出鲜明的延续性特质。中华文明正是以其特性，规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同质一体性结构，进而塑造了鲜明的民族性格。在现代社会中，民族性呈现出积极的表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延续着中华文明的民族特性和强大生命力而不断向前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鲜明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连续性。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薪火相传，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承载样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贯通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依然属于中华文明的范畴，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这种敢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创新的品格，正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再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统一性。多民族的大一统格局和各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重要优势。新征程，只有依靠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具有中华民族共同特征的现代化文明形态，将各族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推动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进步。此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充分证明，只要坚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人类文明就能不断发展繁荣。”这一规律表明，任何文明都需要在兼容并包中才能实现进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充分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成果，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和平性。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和平、和睦、和谐，强调“天下一家”的理念。这种处世之道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坚持和平、和睦、和谐的基本理念，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文明的共同进步。
（四）创造民族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对中华文明最好的传承，莫过于创造崭新的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石，在推动现代文明持续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必须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首先，要全面且深刻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科学借鉴文明建设的历史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显然，历史底蕴是实现文明更新的重要基石，也是推动现代文明转型的强大引擎。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众多伟大的文明成果。这些成果，如制度文明、治国理政理念、交往之道和法治观念等，均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创新发展资源。其次，需要精心提炼优秀文化资源。在此过程中，我们应以鉴别和扬弃的态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挖掘其当代价值，赋予现代化的表达形式。也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类型、内在要素和具体成分进行甄别和筛选，坚持去粗取精的原则，传承和发扬其“优秀基因”。在明确了文化精华的前提下，还要对其进行系统性的阐发和研究。通过深入研究，可以创新学术范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积极回应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此外，推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建设，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职责。在信息社会背景下，我们应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建设，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探索数字文化场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更加生动形象。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性
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的轨迹已清晰显现，这一转型过程不仅是对传统农耕文明、政治大一统及德性至上泛伦理主义的深刻变革，更是对现代文明全面接纳与融合的体现。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小农经济曾是中华文明的传统基石，随着现代文明的演进，我们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探索，终于找到了克服小农生产方式矛盾的转型路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论述揭示了现代文明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指出：“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因此，现代文明必然涵盖工业化属性。“现代性”一词最早源自西方学者的探讨，“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其中哈贝马斯提出的“现代性”方案即为现代文明秩序构建的重要参考。那么，从理论思潮的维度分析，现代性意味着对古老习惯的破坏与重构，以理性对它们加以重构。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性，本质上就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经济结构的市场化、工业化，政治结构的民主化，文化结构的普遍交往化，社会结构的制度化，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多个层面。
（一）工业化属性：从传统到现代转型
西方的现代化之路起始于工业革命，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孕育了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即工业发展的过程，标志着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深刻转变，成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学术领域，多数学者持有这一观点，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在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详细区分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不同特点。美国学者卡恩认为，人类文明目前主要呈现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形态，其中“后工业社会”虽然呈现一些新的社会特征，但仍属于工业文明时代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明确使用“工业化”这一概念，但在《资本论》中，他多次提及“工业革命”、“大工业”、“工业文明”等关键术语，无不透露着对工业化进程及其影响的深刻洞察。列宁在论述现代化进程时，更是将“电气化”、“工业化”、“现代化”等视为同义词，强调了工业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按照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工业化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推动了工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也为现代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现代文明同样具有工业化属性。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动性程度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本质区别，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人的工业生产实践活动成为了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城市的诞生，而城市化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也成为了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明晰工业现代化定位的同时，还需要将城市化与数字化相结合，以更好地适应和引领现代文明的转型与演变。在这一进程中，科学技术作为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科技创新和应用，我们可以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更高水平发展。
（二）社会大生产属性：生产要素市场化
中华民族独立发展所孕育出的灿烂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唯一现存的（相较于已消亡的古巴比伦、古埃及与古印度），然而近代以来，这片古老的土地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衰落。这一转变的根源，可追溯至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文明体系。这种文明体系以农业为经济基石，其特征在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此种模式因缺乏组织性而显得效率低下，且带有显著的封闭性和保守性。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随着商品的涌入，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传统的文明结构进行了破坏。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显然，那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思想已无法适应现代文明中组织化、规模化生产的合作方式。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指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暗示旧有的文明形态正面临深刻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小农经济落后分散和生产力低下的问题，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推动农业生产合作化，探索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之路。改革开放则进一步推动了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商品经济文明的发展，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性结构进入到生产要素商品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新阶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强调：“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这凸显了新的生产方式对文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因此，现代性必然伴随着社会大生产的属性，强调分工合作的生产组织方式，并要求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所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在社会大生产的背景下构建起的现代性文明新秩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大生产的优势愈发凸显。我们可以立足区域发展的优势，着眼全国一盘棋，推动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发展，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区域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迈向更加繁荣和先进的未来。
（三）现代民主属性：践行民主性文明
民主属性无疑是解读现代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资本主义文明将民主性文明视作现代性文明的核心范式，并将其视为现代性的重大发现。列宁曾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给予高度评价：“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的民主性成果在推动人类政治文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吉登斯在其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中，将现代性形象地比喻为一头猛兽（juggernaut），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强调的现代性，则是有序且高效的行动与实践，这种实践在政治领域体现为代议制民主的兴起。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土地得以集中，从而构建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催生了代议制民主。自19世纪后期起，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欧洲逐渐稳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将其描述为商品拜物教的独特景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明所宣扬的自由与平等，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用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列宁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这种资本主义民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政治文明现代化的需求，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特别是在现代性的前置条件下，“民主化=西方化”的公式往往导致民主实践的乱象，使得这种西方式民主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背离了民主实践的多元性规律。与此不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民主属性，是真正体现广大人民民主意愿的文明。这种民主属性主要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三个核心方面上。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民主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真正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文明。它致力于在现代化进程中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努力构建一种新型现代民主范式，为人类政治文明开辟新的道路。
（四）普遍交往属性：人类社会普通交往
现代性起源于西方，其核心特征体现在生产分工的深化和贸易往来的频繁。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在科技领域作出了诸多重要贡献，但为何近代中国未能迎来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曙光？究其原因，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严重限制了中国与外界在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的交流。这种孤立、封闭、隔绝的状态最终导致了文明的衰退。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建立在生产力实践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曾指出：“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物质生产对交往形式的决定作用，以及交往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密切，而这种关系又体现在个人行动或活动中。基于这一理论语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普遍交往属性体现在多个层面。从交往形式来看，包括经济交往、政治交往、社会交往和文化交往等；从交往主体来看，涉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交往内容来看，涵盖物质交往、政治交往、宗教交往和精神交往等多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了文明交往对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这意味着世界各国文明需要进行普遍的交往，通过交往消除认知误区和隔阂，从而建立起全面依存关系的世界历史。
在马克思、恩格斯普遍交往的理论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交流互鉴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提出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等倡议和理念，为世界文明的普遍交往赋予了实践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普遍交往属性旨在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和对话，以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五）制度体系属性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属性：制度完善与治理现代化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揭示了现代性过程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现代性不仅表现为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更伴随着现代制度的完善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种制度完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动现代文明塑形与转型的关键动力。
回顾中华文明的制度文明史，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思想。封建制度、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土地制度等，都是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即便在历史的长河中，制度完善和治理体系的主要基因也从未中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事实上，一些先进和合理的古代制度，如行省制度、盐铁专卖制度、农田水利制度、书院制度等，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制度不仅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智慧与贡献。
在制度文明中，政治制度文明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吸收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中国化”的方法，实现了对西方制度的合理借鉴和对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创新性传承。这种“中国化”的过程，既体现了对西方制度的批判性吸收，也展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现代性理念，它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比如，在所有制、分配、市场和大生产等方面，都展现出了独特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这些优势和效能的发挥，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秩序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制度体系完善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了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部署。这一决定不仅为建立成熟定型的制度型文明提供了有力保证，也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性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性
现代文明的文明性核心在于对既有文明形态的拓展、重塑和创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其内在的文明特性来看，融合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及现代新型文明这三种文明要素。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文明解体之后，分解出来的文明元素得以任意与源自其他同时代文明的外来元素结合，形成新的社会和文化”。这种文明的重塑性与创造性正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积极吸纳了西方文明的优秀特质，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重塑。在迈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过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展现出了独特的文明魅力，更在探索中开拓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一过程不仅是对既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文明进步的新探索和新贡献。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性，指的是建构现代文明新秩序的一种复合型属性。
（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超越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生产力，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曾认为，存在非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文明群，将现代化视为西方文明特有的现象，并认为这些现代化要素仅由西欧社会的独特结构所孕育。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观念逐渐受到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制度体系和传媒体系，现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美国社会学者帕森斯基于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单向认知功能，提出了“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的理论。但这种单向思维忽视了未来社会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错误地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视为永恒状态。1996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新世界将更多地表现为文明之间的冲突而非大国竞争。他特别指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正是这些冲突中的重要文明单元之一。从世界文明的实践性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过于注重利己主义元素，忽视了对道义元素的追求。这种偏向不仅体现在其贸易政策和地区政策上，也反映在其对“文明霸权”和“文明优先”理念的宣扬上。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建立在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他既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尖锐地指出了其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本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则强调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遵循现代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文明形态不仅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更在超越的基础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独特魅力和优势。
（二）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反思与重塑
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始于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并为全球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注入了强大动力。苏联在社会主义文明的推动下，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苏联过度偏重于军工和重工业，对重民生的轻工业的投入相对不足，这种发展模式最终对苏联的解体产生了深远影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其改革举措接纳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元素的渗透，这无疑加剧了苏联社会的矛盾和对立。但也应该看到，传统的社会主义文明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明智慧和实践经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接续的关系。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量吸纳了苏联的有益经验和元素，同时也对其文明改革实践进行了深入反思。
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对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强调“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建设理论，再到江泽民强调“建设社会政治文明”，以及胡锦涛提出“社会文明”论，直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文明”理论，这些理论成果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明认识的不断深化，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任何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演进逻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质规定性，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又借鉴了俄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新型文明。它突破了西方学者强调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征程。改革的实践探索不仅拓宽了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空间，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这种新型文明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从一种运动到一种制度、再到一种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又一认识升华”。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与创造
世界上没有“终结历史”的国家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擘画，对内、对外回答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应然形态。这一新型现代文明是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对社会主义文明的重塑以及对中华文明的继承而产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的“两个结合”打开了新形态的创新空间，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从“文明蒙尘”的历史处境，到“文明再造”的现代化探索，再到实现“文明复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独特性体现为：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典范的新型政治文明形态，克服传统弊端的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新形态，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解的新型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文明演进观来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文明超越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自然共同体”文明以及维护剥削阶级的“虚幻共同体”文明。在剥削阶级建立统治国家为代表的“虚幻共同体”中，充斥着“对抗”、“分裂”的文明表征，而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复归是建立在摆脱对物依赖而形成的“真正共同体”思想上，这种“真正共同体”则表征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交往普遍化等。
基于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理论框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际上解决了以往文明“冲突”、“分裂”的状态，开辟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体而言，就个人利益共同体来看，表现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破解人类文明的经济悖论；就国家共同体来看，表现为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互利共赢的文明交往新思维；就人与自然共同体来看，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逐渐消除对立状态、形成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来看，表现为二者关系的相互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明是实践的事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实践逻辑上，主要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摒弃了资本逐利、两极分化、对外扩张掠夺的弊端，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五、结语
著名文化学者金耀基曾指出：“百年来，中国现代文明的出现，是真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方兴未艾，将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文明大融合，其规模之巨大、内容之深刻亘古未有。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我们依次经历了原始文明、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三个主要阶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探索者，无疑是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迥然不同的新型文明形态。在其内在规定性中，民族性为其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转型的基因。现代性是这一文明转型的必经之路，而文明性则是现代文明追求的终极目标。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强调民族性自觉，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文化有机体。它致力于文化自强，旨在实现文明复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使其必然带有现代性的内在特征。基于马克思的机器大生产理论，可以发现，古代文明主要立足于小农经济体系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现代文明则是建立在社会大生产的基础上，倡导社会化的、共同体至上的文明理念。因此，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交流互鉴性特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两个结合”为现代性提供了全新的建构视野，使民族的特质得以现代化表达。最后，我们要认识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作为一种胸怀天下的文明，它首先立足于中华文明，辩证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优秀特质，同时扬弃了不符合文明转型发展的元素。此外，它还充分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传统社会文明的优点，经过现代化过程的洗礼，终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转自：中社学人公众号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